本书结集了二十多名来自不同领域、学科和部门的学者就社会公正议题所写的论文。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探讨和论及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起点的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社会中的平等、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医疗可及性的平等诸方面。可以说，他是学术讨论会的叙述论文集。 本书专门探讨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

《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作者采用全景式分析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政策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政策选择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首先，对快速转型背景下因代价支付与补偿体系缺陷而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揭示了现阶段弱势群体问题的特点及其根源，并就建立与完美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做了探索性思考。其次，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转型时期具体的社会政策建设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贫困治理政策、社会救助政策、流浪乞讨政策、弱势儿童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从社会政策实施途径与访求的角度分别对社会互助、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进行了探讨。

《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引用的资料主要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华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从清乾隆朝至民国时期的方志约百余种，二是晚清、北洋和民国时期政府的公牍和档案，三是曾在华北任职的官员的文集，四是当时人的社会和经济调查.五是各种专著，六是各种文史资料。

乡村治理书系。

这是一部2006年9月初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论文集内各篇章均是当今国内外敦煌学界之权威学者所著，学术水准很高，且反映了敦煌学从文献学向历史学转型的趋势。 论文集所涉范围较广，包括敦煌文学、敦煌佛教学、敦煌文书、敦煌内各种写本、敦煌与唐五代宋元时期的社会历史关系以及海外敦煌学的相关研究状况，可谓既有宏观之阐述，又有微观之考证，可以代表敦煌学最新的研究动态。 总之，论文集行文流畅，学术论证严谨，总体质量比较高。另外，有些文章还图文并茂，增强了可读性。

本书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3）“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观”之研究成果。运用2005年以来收集的问卷、访谈、历史文献、财产纠纷和资产处置案例等资料，研究采用定性经验分析，本书的观察主题是社会成员持有的公正观念。包括：当人们对是否“公正”作出评价时，通常使用什么根据，其中是否存在共识性的核心价值及原则，影响其“公正感”的因素是什么，在不同领域和事项方面，人们的评价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在社会变迁及转型过程中，人们有关公正评价的价值和尺度是否发生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

本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业主自治、城市治理、城乡交错、对话“新社群时代”。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下沉等，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如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新社群生活等。如党建引领部分关注了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创新实践，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与陌生人社会相融合，党建如何转化为治理绩效等问题；社区治理部分关注到城市基层若干重要治理现象和地方实践，比如治理下沉、三事分流、文明城市创建等，提出了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等重要的创新性思考；城乡交错部分则聚焦都市与乡村结合和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社会地理空间的若干问题，探讨了城乡交错地带的治理特点，并对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郊区新城问题阐述了看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熟人社会”成为人们描述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理论模型。然而，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迁，亟须多维度揭示、深描、解释这种变迁，并从理论上进行提炼、概括。本书以“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这一判断为总纲，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分析框架，并从风土民俗、阶层分化、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乡村治理五个方面分20个专题深入探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悉”因此成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熟人社会”也因此成为人们描述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理论模型。然而，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迁，亟须多维度揭示、深描、解释这种变迁。为此，本书以“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这一判断为总纲，基于多年来的田野调查，从村庄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多个村庄的材料，分析乡村社会在面对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城镇化等变化的情况下，多个维度方面发生的变化， 包括人情面子、传统仪式、人群分化、派别和人际关系、混混、“气”、婚姻关系、治理方式等，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本书适合乡村研究者、社会科学爱好者阅读。

简介： 三个主要因素构成了个体和人群健康问题的现状：人们普遍认为医学及其尖端研究几乎是公共卫生领域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和动力；目前尚无法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各种形式的医疗；人们在健康方面的社会差异依然存在。这种状况使得医疗发展及其经费问题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但是健康问题是否可以简化为医疗体系的建设呢？作者根据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研究，旨在探索死亡率、疾病率和健康行为问题上社会差异存在的原因。这些差异还远远得不到解释，因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思考都过于局限。 导 言 公共卫生事业预算中最大部分是医疗费用，然而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花在了预防医疗上。生物医学的投资状况必定假设了如下的推理：个体的病情越重，他们比健康人群的死亡几率就越高；如果说高发病率导致了医疗系统的频繁使用，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就是其必然结果，因为人类的诊断和治疗手段都越来越高明。根据这个观点，医...(展开全部)